经济学界预测经济总量的方法，大多用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模型。将GDP核算的各个要素分拆研究后加总。但对于危机的预测，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向来都无能为力。
   　 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女王曾问责经济学家为何没有预见到危机的发生。于是，有人从故纸堆里翻出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的论文，论证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源于金融的内生不稳定性。人们的顺周期行为，又决定了金融发展的规律终究将是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换句话说，人们的信心对于经济周期影响很大，如果看好未来，就会投资和消费，经济就增长，反之经济就衰退。因而，直接预测经济走势，不如先看看当下的人心。
    　从历史上看，三中全会后的两年都是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新一届政府工作将重点定位于稳定和转型，所以才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以及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探索。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GDP增速的预计，就不可能太过乐观。根据多家宏观研究机构的测算，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准，将可能徘徊于7.2%上下。
    　从生产角度看，工业增加值的速度将主要取决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2012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该数值介于9.1%和10.1%之间，比较平稳，但相对2012年以前已经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房地产行业在增量方面的停滞。随着政府对于官员政绩考核的“去GDP化”，加上防范风险去杠杆化的改革意愿，地方政府圈地卖地的动力将逐步减少，因此除了一线城市核心商区之外的房地产价格增速将会下降。从地产业的经验来看，净负债率超过50%的公司风险较大， 所以在降低企业负债杠杆的政策下，一些以套利为主的房地产商将会面临极大压力。所以，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的减缓将使得房地产业增速下降。
    　从需求角度看，去GDP化的考核导向将导致投资项下和消费项下政府支出出现增速双下降的局面。尽管居民消费将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不会太大。城镇居民消费增速甚至将小幅下降。原因是2013年前半年城市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为5%，低于GDP增长速度，且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收入主要靠财产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绝大部分靠工资生活的家庭，并没有更多新增的消费能力。相比之下，农村消费将成为重要增长动力。2013年前三个季度，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为9.6%，跑赢GDP无疑。而且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社会保险的完善，农村居民的消费还会逐步增长。
    　从投资和生产的格局来看，固定资本形成有所增加，但政府未来基建的减少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目前，净出口对GDP贡献值为负。虽然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后需求的增长，将拉动我国的出口，但总体来讲，净出口的贡献值在2014年恐怕依然是负值。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和对高质量精密产品需求的加大，进口超过出口，将是未来必然的趋势。据估算，我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而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为82%，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核心元器件依靠进口的现象仍相当明显。
    　产能过剩的表面原因是国际工业需求下降，深层次原因则是结构性的。我国工业企业80%的产能增长都集中在汽车、电力热力生产、电子设备制造、石油加工、核燃料加工、非金属矿物制成品等行业。其余36个主要行业则只占20%。过度集中的产业布局还伴随着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的现象。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86.3%的中小企业都没有招到所需的全部员工。用工难的现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产能过分集中，还导致与贸易伙伴国在五金矿产，轻工，化工，机电等领域贸易摩擦频发的现象。2013年光伏企业的危机，或许将在其他行业重演。
    　2014年产业转型压力最大的行业，仍将会是房地产。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将不再简单以消耗了多少钢筋混凝土，卖掉了多少面积的房屋来衡量。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已经度过了青春期，从野蛮生长向精益求精的竞争模式转变。万科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35%的建筑材料，例如墙面，柱子都是在工厂生产后直接运到现场组装，这样能保证更好的房屋质量。万通提出了“立体城市”的概念，从人的行为出发，设计集就业、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于一体的住宅群。未来的房地产将从纯粹的地价竞争转变为管理的竞争。高质量的房地产开发和人性化管理物业的房地产商才会在未来有更大的获利空间。
    　经济的增长说到底还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人力资源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的硬件环境已经逐步提升，但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大学生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每年到海外学习的学生和企业家人数也都稳步增加。对教育的重视和对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
    　民生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12年到2013年第三季度都在1.9%到2.8%之间浮动，比较稳定。从指数构成来看，衣着、食品中的肉类、以及居住是影响CPI的前三大因素。国家在食品方面建立了物价调控机制，当食品物价持续攀升时放出限价食品来平抑物价。未来一年出现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的出口价格和购进价格都呈下降的趋势，抑制了CPI的增速。预计明年CPI将会在2.7%-3%之间。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仍然是境内外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主题。随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恢复，对投资需求加大，加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的预期，可能会对利率水平施加上升的压力。但是，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的方针指导下，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很小。美元利率上升以及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竞争压力，加之贸易逆差的现状都使得人民币利率上升的趋势不够明朗。不过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预期，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恐怕仍会创造出相当体量的人民币升值空间。
    　潜在的风险仍不能避免。对于过去一年普遍担心的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在政府去杠杆的政策指引下，应该能够有所控制。但积累的风险和泡沫仍然存在。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要求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否则就算政策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贷款也难以收回本利，如果持续恶性循环，则离明斯基预言的第三个阶段“旁氏骗局”可能就不太遥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改革就算不是迫在眉睫，也已是势在必行。来源：《新产经》杂志